“辛丰年是怎么样的人呢？比较难回答。不过我们可以从辛丰年不是什么开始。辛丰年不是音乐家，不是音乐评论家，不是作家，不是评论家，不是学者，甚至也不能算是知识分子，因为他的学历是初中二年级辍学，在今天，无论去哪里应聘，都会比较麻烦。”这么一个文化不高墨水不多的老人，在严锋笔下，形象自然更具象些：“还有，辛丰年是一个老干部。”而且是一个老而不大的干部。这在那个特定的时代，这样的小干部家庭何止千千万万!我本人也是生在这样的小干部家庭。只是辛丰年似乎又不同于千千万万个老干部——每天下了班，吃了晚饭，辛丰年会牵着儿子的手，到田野里去散步。鸟儿在晚霞里歌唱，风吹着家家户户的竹林沙沙作响，这时辛丰年就会对儿子讲米丘林、高尔基、联共（布）党史、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师，一边对迎面打招呼的农人含笑作答——这也算家常的父亲之家常一景吧！到了晚上，如果没有夜班的话，就会读鲁迅和《英语学习》之类的书。看书看得吃力了，会拿出小提琴，最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《流浪》和马斯南的《沉思》，经常还拿出歌本来唱歌：《战地新歌》和战争年代革命歌曲集之类。当琴声和歌声响起来的时候，窗子上就会映出大人和小孩一张张好奇的脸。这多少有点类似王安忆在《叔叔的故事》里面描写的一些情景。——王安忆这个善于写家常的女作家，她笔下的叔叔，也是和辛丰年一样家常的父亲家常的叔叔吧？只是辛丰年是个我心目中的好父亲，也有其不家常的一面：
厂里面有一个文艺组，那个小屋子里的所有的乐器，辛丰年都会；
　　他每买回来一本新的歌集，就会拿着它连词带谱从第一首歌唱到最后一首歌；
　　家里精装的两大厚本俄文版的苏联电影作品选集，像《夏伯阳》《彼得大帝》《革命摇篮维堡区》之类的，辛丰年和儿子合作翻译，他口述，儿子记录；
　　退休手续一办完，他就拿起一根扁担，用补发的工资把马恩全集买了回来。还有《鲁迅全集》《资治通鉴》《艺苑掇英》《文物》杂志……
　　还有音乐：收听“敌台”般收听南朝鲜的一个短波台，只因为每天有七八个钟头的古典音乐；听了一遍还不过瘾，就去买了一台上海录音器材厂的601型盘式录音机；为了整理杂乱无章录下来的节目，另一台601也被请回家来；然后是夏普AP9292；大录特录上海调频广播；再是夏普四喇叭收录机；再是一架五组的脚踏风琴；再是拥有了一台钢琴，在他六十三岁的年龄。你能想像这么一个孩子气的老头吗?为了音乐，那么率性地一买再买自己的大件，操办当时骇人听闻的无比的奢侈品，而致使“家道在无可置疑地中落，如果和周围的邻居比一比，反差实在太大”。但这个父亲带给子女的生活却是如此丰富：家里的书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，磁带在不断堆积，英雄牌钢琴的声音在回荡。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谁家有个这样的父亲真是幸运呢，他给予子女的是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全新的视域世界。难怪我读到严锋文末一句话竟如此动容和眼涩眼酸——“在辛丰年牵着我的手去田野里散步讲鲁迅文章的年代，辛丰年是我最崇拜的偶像。后来，渐渐地就有些不把辛丰年看在眼里了——老头子过时啦，跟不上形势啦，太保守（太激进？）啦，等等等等。但是，现在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，逐渐对这个世界，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了更深入一点的看法，我好像又有要回到童年的意思，用哲学上的说法就是‘回到辛丰年’。我冷眼看来，热眼望去，看来望去，左看右看，竟发现，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，就做人而言，就对知识和真理的纯真热爱和无止境的追求而言，就对待名利的冷漠态度而言，还没有多少人能同我的辛丰年相比。发现这一点，我既觉得悲哀，又觉得宽慰，还感到骄傲。”
　　正如他们父子的那本合集《和而不同》一样，“和而不同”大致是辛丰年认为的最高境界吧——在他的书里他也曾这么阐述过，他在《唱片这本书》中提到一张照片，“摄下了甲午之战前北京城墙下一个老更夫，假如同时也‘摄’下老更夫的话那一定有更加迷人的历史和声吧!”请允许我延伸下去，那该有击柝声、脚步声（更夫猫一样轻的脚步但也有声吧？）、咳嗽声（夜半巡逻的老更夫都有伤寒病吧？）、风扑羊角灯罩声（风夹着雪，雪粒沙沙），还有呢？该是谁家深宅里不肯就范于老夫人热被窝的大黑猫，站在花墙上印“梅花蹄”吧？……当然，这一切放在今日，一架小DV机就完成了，就不显得隔时隔代隔山隔水了。但谁又能说历史的魅力不就在这份“隔”的感觉上呢？正是这份“隔”，也使严锋“有了更深入一点的看法，我好像又有要回到童年的意思，用哲学上的说法就是‘回到辛丰年’”。“和”与“同”是文学与音乐的相关性，“和而不同”是至性至情，也是至境，人与人亦然。